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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来源:央行节前派壕礼:年内第三次降准超额准备金率12年来首次下调

文物见证抗疫史

  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画,昭陵博物馆藏。1990年,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来,墓室壁画中,宫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挂着一圈长丝穗,形成一道薄幕,有一定卫生防护功能。

  睡虎地秦简,湖北省博物馆藏,1975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。竹简记载,若发现有人感染瘟疫,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第一时间向官府报告,患者一旦被官方确诊后,会被强制隔离,关进特殊的地方,称之为“疠迁所”。

  西汉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,河北博物馆藏。1968年,河北满城陵山二号汉墓发掘出土。在西汉,人们喜爱焚香熏烟,来驱瘟防疫,养生祛病。

  明嘉靖二十九年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,甘肃省图书馆藏。《黄帝内经》提出对瘟疫要早发现早治疗,治疗后防止复发。

  清代口罩类丝织品,新疆轮台县博物馆藏。

  敦煌莫高窟壁画――掷象:为了防止瘟疫,太子悉达多把死去的大象举起丢到城外。

  关于瘟疫,中国古籍早有记载。《周礼・天官・冢宰》:“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,四时皆有疠疾。”《吕氏春秋・季春纪》记载:“季春行夏令,则民多疾疫。”说明古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,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。

  几千年来,人们对瘟疫的抗击始终没有间断。隔离传染源、施以有效药物、保持环境卫生、佩戴口罩等,是历代总结出的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,都能在文物中反映出来。可以说,这些文物见证了古人防疫的历史,承载着先人防疫治病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,对于今天,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
  “舍空邸第”,强制隔离

  隔离是阻断疫情扩散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。秦朝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,根据1975年出土的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记载:“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,告曰:‘疑疠。来诣。’讯丙,辞曰:‘以三岁时病H,眉突,不可知,其可病,无它坐。’令医丁诊之。”就是说,乡里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,典甲(典甲,相当于现在的乡长)有责任调查和迅速上报。朝廷根据疫情派医生检查治疗,三岁的小孩也不能忽视,并对相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。

  《睡虎地秦简・法律问答》中,首次出现“疠所”一词。“疠所”就是隔离区。《睡虎地秦简・毒言》还记载,知情者和家人应主动断绝与“毒言”者接触,不与患者一起饮食,不用同一器皿。

  到了汉代,隔离治疗更加完善,《汉书・平帝纪》:“元始二年,旱蝗,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南北朝时期,则成制度。萧齐时,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――六疾馆,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。盛唐时期,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,朝廷设有养病坊,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构,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,当大的疫情发生时,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任务。宋朝的将理院、元朝的广惠司、明朝的惠民药局等,都是承担隔离治疗的官办医疗机构。

  一旦出现疫死者,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,该何处理呢?据《周礼》所载,从先秦时期开始,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。此后,凡遇大疫,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,以防止疾疫传染。

  “浓煮热呷”,药物救治

  面对疫情,药物必不可少。

  东汉末年,张仲景著《伤寒杂病论》一书,载方113个。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,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。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,例如: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,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,治疗急、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,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,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,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,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,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栝萎薤白白酒汤等,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。

  东晋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认为:“伤寒、时行、温疫,三名同一种。……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,名为温病。”书中立“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”一章,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、老君神明白散、度瘴散、辟温病散等治疗、预防的方剂。

 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,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,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、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。

  除了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,散见于史书、文集、笔记之中的验方、偏方还有不少。

  苏轼在《与王敏仲书》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:“用姜、葱、豉三物,浓煮热呷,无不效者。”《宋史・外国・吐蕃》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(1006年),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,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、犀角、硫磺、安息香、白石英等76种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的一则事例,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。《靖康纪闻》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,其方为:“黑豆二钱(令炒香熟)、甘草二寸(炒黄色),二味以水二煎一盏,时时服之自愈。”元人笔记《辍耕录》中记载,元朝初年,元军发生疾疫,以大黄疗治,所活近万人。

  “洒扫火燎”,环境净化

  保持环境卫生,对于防疫至关重要。在殷商甲骨文中有“寇扫”(大扫除)的记载。《礼记》《治家格言》《周书秘奥造册经》中均强调了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,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。

  我国古代传统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烟蒸洗。《周礼・秋官》记载有用莽草、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:“凡驱蛊,则令之”,“除毒盅,以嘉草攻之”,“除蠹物,以莽草熏之,凡庶蛊之事”。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,秦时期,凡入城,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。

  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“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”,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、烟熏方法来杀虫、防疫的情景。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,《博物志》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,宫中皆疫病,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“以辟疫气”,“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,芳积九月余日,香由不歇”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,熏香便是其中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。

  使用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药组方,以求达到预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目的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无论是宫廷还是百姓生活中,熏香成了各种史料和医药典籍中最为常见的驱瘟防疫有效方法。

  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在晋代。葛洪认为,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,可以预防疫病。他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:“用以雄黄、雌黄、朱砂等为主的空气消毒药物制成太乙流金方,虎头杀鬼方等预防传染病的方剂……”其后,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。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。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,贾山亭《仙方合集・辟瘟诸方》说:“天行时疫传染,凡患疫之家,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,则一家不染。”

  “恐气触人”,佩戴口罩

  佩戴口罩能阻挡细菌、病毒、灰尘和有害气体侵害与传染,而且简便易行,是防疫中的重要物资。古时候,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用丝巾遮盖口鼻,“掩口,恐气触人”。《孟子・离娄》记:“西子蒙不洁,则人皆掩鼻而过之。”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卫生的,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,后来有人就用一块绢布来蒙口鼻。

  3―8世纪时流行一种出行帽子,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,以避免路人窥视,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。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,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。唐代从武则天时期开始,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。帷帽具有短小、轻便的特点,长仅至颈部,面部也能稍微显露,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,也具有透视的功能。它们的功能是遮阳蔽沙,也具有一定的卫生防护效果。

  宋代宋慈《洗冤集录》记载:用麻油涂鼻,或作纸摅子油,塞两鼻孔;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。遇检,切用猛闭口。恐秽气冲入。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,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。

  马可・波罗在《马可・波罗游记》一书中记有这样一条:“在元朝宫殿里,献食的人,皆用绢布蒙口鼻,俾其气息,不触饮食之物。”这样蒙口鼻的绢布,也就是原始的口罩。有人考证说那块布不简单,是用蚕丝与黄金线织成。

  明代医学家万全在《万氏医书》中提出,用雄黄点入鼻窍,阻隔疫病于口鼻之外。这不是口罩,但意识到了呼吸传染。明末大鼠疫中,吴又可在六淫之外,提出杂气(戾气)致病说。他提出戾气自口鼻进入人体,对鼠疫防范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。

  1910年―1911年,我国东北大鼠疫中,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,而是肺鼠疫,可通过呼吸传染,人际传播是主要渠道。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,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。他用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“伍氏口罩”,防疫效果明显。

  (作者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研究馆员)